隋唐两代长达三百年时间的首都长安坐落于中国大陆深处的关中盆地。关中的“关”，是指这一地区通往东方的唯一的交通干线之上的函谷关或者潼关，而关中就是处于该关口的内侧之意。关中盆地的南边是东西连绵起伏的秦岭，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关中的北边到西边的广大区域是高低起伏的黄土高原，而在其前边则是自古以来以陇山而知名的六盘山矗立于西方。关中的东侧是呼啸的黄河奔腾南下，然后在潼关附近向东蜿蜒而去。

关中就是这样子一个被天然屏障包围起来的大盆地，还拥有可以养活相当人口的平原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提及的地方，即关中西边陇山南麓附近有一片辽阔的国营牧场（“监牧地”），在长安近郊也有一块同样的牧场，很容易给长安提供大量的军马。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上述环境之中，自从上古时代的周代（西周）以来，这里便成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区，并一直持续到了隋唐时代。

然而，另一方面，长安作为内陆地区的要塞，在其与外部的交通及物资的运输等方面，又有着一些不利的地方。只要是首都，就必然拥有大量的消费人口，但关中地区的生产力却无法完全支撑这一方面的需求。能够弥补这一缺陷的函谷关及潼关交通线又路途险峻，运输困难，经常陷于停滞状态。除此之外，如果再遇上关中发生饥荒，那么长安立刻就会陷入粮食危机之中。在这一种情况底下，皇帝就会临时离开长安，前往洛阳避难。

洛阳位于华北平原的西端，从华北和江南运来的上税米都是先运到这里，然后再由此通过陆路，运往关中。对于长安来说，洛阳就是其东方的桥头堡，是连接西方与东方的连接点。因此，隋炀帝和武后决意摆脱旧的束缚、开拓新的政治局面之时，洛阳就成为了其首选的最好据点。

然而，洛阳在防卫方面，又远远不如长安那般坚固，也并不是位于东方的中心地带或者立足于交通要冲之地，只不过是依附于长安而存在而已。在历史上，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就像是车辆的两个车轮一样，互相补充完善。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以长安为主，洛阳只是从属性质。

谈起长安的位置问题时，还有一点不能够被我们忘记，即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世界接触时，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长安乃是最合适的地方。自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拓丝绸之路以来，丝绸之路一直作为连接东西方、进行物资和文化交流，以及了解对方信息的大动脉而备受重视。到了隋唐时代也是同样，两个王朝即便是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肯放松对于西域的经营。长安也因此而奠定了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地位。尽管如此，唐朝进入后半期以后，随着物资流动和频繁的人物往来，经济中心开始转移到了经济发达地区，例如东方的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地区，以及连接二者的大运河沿岸各个城市。在此期间，大食（阿拉伯）等地的商人们也乘船从海上来到了广州、扬州等城市从事贸易，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逐渐被其取而代之。于是，长安的地位逐步下降，最后随着唐朝的灭亡而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洛阳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因此，唐朝的灭亡也是宣告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自西向东的大移动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前面说过，长安城始于隋初宇文恺所设计的隋都大兴城。其整体形状呈东西狭长的长方形，南北长8651.7米，东西长9721米。四周被用黄土夯筑起来的城墙包围了起来，城墙之外环绕着护城河。由此已经足以想见，长安城的规模是如何之大了。

关于城墙的状况，一般推测其宽度约9米到12米，高度约5米左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西安城墙的高度超过了10米，用坚固的砖石建造而成，而且拥有高大雄伟的城门楼。若将隋唐长安城与现在所能够见到的西安城墙相比较的话，显然要逊色不少。从当时的城墙的构造和长度来看，如果敌人来攻城的话，那么想要长期坚守，恐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唐代的李渊之所以能够兵不血刃地进入长安城，唐玄宗在听到安禄山攻破潼关的消息以后，立即慌慌张张地逃出了长安，恐怕都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看长安城里边的情况吧。城内最北边是宫城，是皇帝居住和执政的空间。宫城之南是皇城，其集中了大量的官厅衙署。而居民们则生活在皇城南边被称为“坊”的区划之中。如果用城郭的术语来表现的话，那么宫城和皇城是“城”（内城），而将“城”围起来的整个长安城则相当于 “郭”（外郭，外城)。将皇帝（天子）的所在地置于城的最北边的传统就始于这一段时间。

粗略看上去，这一种做法乃是古典理念里面的“圣人（天子）南面听天下”的一个具体体现。实际上，在《周礼》等文献里面，宫城（内城）位于王城的中心。因此，我们在重视其与古代典籍的关系之前，首先有必要考虑到长安城与之前的其他都城的关联，例如北魏的洛阳城，以及东魏、北齐的邺城，这一些都城都是将内城，即宫殿区设置在北边的先例。

另外，虽然我们说皇帝（天子）的所在位于长安城的最北边，但在长安城之北到渭水之间，实际上还有一片用城墙围起来的面积很大的禁苑（御苑）。在禁苑里边，林木茂盛，有山有水，池水碧波荡漾，其中放养着各种各样珍贵的动物。这里既是皇帝的狩猎场，又有保卫宫城北门的北街禁军的兵营。唐高宗所建造的新宫城大明宫也在这一片地区。其后，教习音乐的梨园和打马毬的毬场也都设在了这里面。如果加上这一片辽阔的禁苑，那么皇帝的所在地就正好位于整个区域的正中间。洛阳城也是同样，紧挨着内城的西边到北边的区域设置了辽阔的禁苑。隋唐的都城同时附设禁苑，也是之前各个都城所不曾见到的重要特色。

隋唐都城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东西对称。从宫城的北门玄武门到皇城的南门朱雀门，再进一步向南延伸，经朱雀门街到明德门，以这一南北方向的中轴线为中心，整个长安城呈现出了整齐的东西对称格局。商业场所也按照这一原则，分别设置了西市和东市。中轴线的起点是进入南面的终南山的谷口之一石鳖谷口，由此向正北延伸的轴线就是长安城的中轴线。这一中轴线决定之后，人们在错开自秦岭北流而上的各条河川之间的平原地带之上，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设计并建造了长安城。

另一方面，由于地形等的制约，隋唐的洛阳城并没有建成就像是长安城那样子的区划。不过，如果按照宫城和皇城为中心来看的话，那么其也是以纵贯南北的中心轴形成左右对称。将中心轴向前延伸下去，是伊水两岸以龙门石窟而知名的西山及其对面的东山，以及作为两座山之门（门阙）的伊阙。

由此可见，隋唐时代的长安城乃是在继承以往的理念及形态的同时，独自创造的一座人工的都城。在这一块土地上面，没有任何过去的建筑物等留下来的影响。其结果，认为帝都就是宇宙中心的看法受到了人们的重视，长安遂被设计成为了受命于天的唯一统治者，即天子治下的天空之都。无论是在南郊设置天坛，还是在北边的禁苑里面扩充方坛等祭天设施，以及强化仪礼，让仪式更加精密化等举措，都是为了呼应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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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围绕着帝都长安的天空观问题，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在这一座始于隋大兴城的长安城的建造过程当中，是否存在着上述那样子一种始终如一的理念呢？对此，我们抱有疑问。实际上，长安城的建造理念是根据各个时期的状况而不断地增加和膨胀起来的。关于仪礼、理念和实际做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值得研究的余地。除此之外，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仅仅以中国式的理念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总而言之，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在这样子一座都城的精神和论理之中，必定蕴藏着唐朝这一个时代的特质。

除了宫城和皇城之外，长安城内南北有十一条街道，东西有十四条街道（包括沿城墙根的道路），呈现出了棋盘一样的格局。最宽的大街是连接从皇城南门（正门）的朱雀门到南边的明德门的朱雀门街，路宽约150米，道路两旁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沿街栽满了整齐的柳树。以朱雀门大街为界，西边（街西）是长安县，东边（街东）是万年县。

在长安城内，还有一条主要大街，即通过皇城前面，连接东边的春明门和西边的金光门的东西走向的大街，街宽120米。这一条皇城前大街是长安城内人员和物资来来往往最繁忙的一条街，无论是出入官厅衙署的朱雀门，还是商业中心东西两市，或者说是前面所说过的花街柳巷平康坊等，都是面向这一条大街而开的。

在这一种棋盘状的街道之间，是居民居住的“坊（里）”。“坊”的四周被高约三米的土墙围了起来，大坊有四个坊门，小坊有两个坊门。从坊门进去以后，经过坊内的街道和小巷，可以走到各家各户。坊门的开闭由管理各坊的负责人“坊正”负责，每天日出之前的四点左右开门，傍晚日落以后关门。因此，居民们在太阳落山之前，必须回家，而到次日天亮之前，不可以出坊。不过，有权有势者和大寺院例外，官方允许他们可以直接面向大街开设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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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内的街西和街东各有54个“坊”，再加上东西两市，全城总共111个“坊”。其中，大坊四周的周长4公里，小坊的周长大致是大坊的一半，约2.1公里。整个城市被棋盘状的街道所分割。在街道之间，镶嵌着许多独立性和封闭性都很强的“坊”。这也可以说是长安这一座人工都市的另一个很大的特征。除此之外，洛阳的城市布局也可以说是同样的结构。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隋唐的长安（洛阳）就好像是许多四方块的集合体，或者说是由许多细胞集合起来的组织。

那么，长安城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子的形态呢？历来的解释是，在汉代的农村，农民们聚居之地按照一百户左右，设有“里”这样子的一级组织，而复数的“里”集合起来就形成了城郭。这一种情况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最终为都城的建设所继承。然而，“坊”所收容的人数是以万为单位的。因此，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功能上来说，隋唐的长安城的“坊”都与汉代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在北魏的洛阳城和北齐的邺城的“里”，也可以见到与隋唐的“坊”有直接联系的解释。根据现有文献来看，北魏的“里”是一个边长一里（约450米）的正方形，“里”门有四个，由“里正”等进行管理，整个布局也同样按照棋盘状排列起来。这一种情况与隋唐长安的小“坊”近似，很可能就是隋唐长安城的起点。

关于北魏的“里”，我们并不清楚其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系统性和实效性，也不清楚各个“里”的内部情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然而，仔细考虑起来，无论是北魏，还是隋唐，其实都是以北方游牧民族鲜卑为主流的政权。因此，在棋盘格局的里制或者坊制当中，包含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想法并不奇怪。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作为游牧世界根基的部族或曰部落的情况。部族（部落）本来就是在族长之下具有生活（生产）和军事两重机能的一个共同体，在保留独立性的同时，效忠于王（其后的皇帝）。倘若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坊（里）”所具有的特性及其实施的背景的话，其实不难在游牧部族（部落）当中找到其原型。

构思设计隋唐长安城的当政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中国传统的“里”这一组织形态，另一方面又很重视其与自己出身的游牧世界之间的关联。在此，我想要指出的是，“坊”这一形式的确十分独特，如果仅仅只是局限于中国历史，应该是不会产生出这一种形式的。“坊”所显现出来的非中国元素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设计当中，也包含着浓郁的北方民族的特质。

长安居住的场所是“坊”。那么，人们又是怎样以这一些坊为中心来生活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度过日落以后的漫长的坊内生活的呢？在《杜子春传》里面，落魄的杜子春初次遇见老人的时间是在太阳完全落山以后的傍晚，地点是在长安的东市的西门前。他饥寒交迫，无家可归。根据这一描写，我们眼前不禁浮现出了日落以后在坊外也还有人走动的情景，同时也可以想象出在街上聚集的成群的流浪汉的景象。那么，当时是否真的严格地执行了关闭坊门的做法，是否真的太阳一落山，坊外马上就回到了空无一人的静寂之中呢？

在长安城内生活的人们，包括了上至皇帝下到流浪汉的各种人。关于当时的长安城的人口数量，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接近于历来的通说的一百万人说，也有一百五十万人说，近年甚至还有一种呼声很高的看法，认为长安的人口应当在五十万至七十万人左右。在考虑长安这一座城市的性质时，人口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因此，在这儿，我打算结合拙见，稍稍缕一下这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以唐代最鼎盛的时期——唐玄宗时代前半段作为基准来加以观察。前面说过，长安在行政方面由万年和长安两县构成，其管辖区城也包括周边的城外地区。城内城外合计，两县的户数约七万五千户至八万户，一户按照五个人来计算的话，总人口应当在四十万人左右。这一些都是在户籍里面登记过的人，也就是“编户”。在迄今为止的研究当中，根据这一数据来研究城内的人口数量，进而推断出城内的居民应该有三十几万人。从“编户”的总数当中减去城内居民，剩下的近十万人就是住在城外的农民。

在这儿，我所注目的是这一些农民的存在。我们都知道，关于长安的“坊”，如果从规模上来说，那么一个坊的规模就相当于地方的一个县城或者与其接近的大型聚居地。如果是外地的县城，那么农民们也都住在县城里面，白天出城，下农田干农活，但生活在长安的居民当中，却见不到农民的身影。虽然长安城的南部实际上是农田，但住在坊内出城去从事农耕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一些在长安城外面生活的农民排除在城市之外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无论是从居民所需要的粮食的生产，还是遇到危险的时候的保护，亦或者是日常的往来和各种杂务的分担，城外和城内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一个意义上面来说，他们也是长安的居民。万年县和长安县的管辖区域之所以会包括长安城的附近地区，也正是因为这一个原因。因此，我不同意将长安城内和城外严格分开的做法。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与朝廷有关人员的情况。中央官僚约两千六百人，下级官人及有职务者（“内职掌人”）约三万五千人。由此推算，加上他们的家属在内，这一部分人合起来近二十万人。另外，官僚通常都入士籍，下级官员如乐户等，也都与“编户”之民不重复。除此之外，还有皇族（包括家属在内合计当有数千人？）及后宫的女性（四万人）、宦官（三千人）及官奴婢（一万人以上？）。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佛教和道教的僧尼约有两万到三万人、科举考生及其随从有一万数千人、至少超过一万人的外国人等。上述这一些人大概有十万人，而且都不是“编户”。如果再加上与官僚有关的近二十万人，那么非“编户”的居民就高达三十万人左右。

在此值得考虑的是，负责首都防卫的士兵人数是否应该计算在人口之内的问题。士兵的类型分为府兵的南衙系统和作为皇帝禁军的北衙系统。关于这两者的情况，在唐代早期是以南衙为中心，随着府兵制的衰退，北衙势力增强，到了唐玄宗时期以后，两者的地位发生了逆转，北衙开始占据优势地位。

过去一般认为，在府兵制起作用的时期，大约有八万到十万府兵（卫士）交替驻扎在首都长安。我个人对于究竟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人表示怀疑。首先，警备的任务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其次，仅仅保障供给这么多府兵的伙食本身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情。我推测至多不过五万人到六万人左右，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左右都是由首都的居民（编户）负责供给的。

与此相对，北衙是专业士兵，有军籍，家属也都住在长安城内或者郊外。截至唐玄宗时代之前，北衙兵有两万人，其后又有增加，或许增加到了四万人左右。虽然我们目前并不清楚他们是否全员都带着家属，但只要粗略估算一下的话，推测包括这一些北衙兵的家属在内的有关人员应当在十万人左右。当然，他们都不是“编户”之民。

考虑长安的人口时，不可以忘记还有另外一个群体。这就是包括流浪汉在内的没有登记在户籍上面的人们。前面所提到的杜子春的情况就是属于这一类人。虽然要统计这一些人的人数十分困难，但按照某一种计算方法，还是可以得出大约十余万人的数字。进入唐代晚期以后，随着从各地流入首都的流浪汉的剧增，可以推测这一部分人口的数字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根据以上的推算，“编户”之民四十万人，朝廷及与朝廷相关者合起来三十万人，士兵及其相关人员约十万至十三万人左右，户籍登记漏网的人大约十数万人，全部加起来，正好一百万人左右。由此足以证明，长安人口一百万人这一通行说法是一个恰当的估算。在当时的世界来说，拥有百万人口的都市仅此一家。只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唐代就无愧于世界帝国的称号。另外，通过上述长安城的人口的构成来看，我们便可以知道，长安城的非生产性人口很多，是一座头大身子小、基础极其不稳定的城市。我以为，我们在认识和思考长安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意识到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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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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